被关进四堵墙一席榻、不见天日的有限空间里，经过几个寒暑之后，心里想的就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震惊、困惑、怀疑、愤慨、抗议、希望或绝望，都没有结果。仍然是两顿饭，等天黑；开了灯，睡觉等天亮。

　　一张报，一本书，就是生命的延续。

　　坚持锻炼，斗室之内，日行万米，就感到生命的正常存在。

　　因为我相信，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身体被禁锢了，思想却可以自由飞翔，和古人、和世界对话，飞向每一个熟识的人，飞向每一处可怀恋的地方。

　　因为我要活着，活着直到疑问得到解答，直到暗中在操纵我的命运的魔鬼现出原形，真理重新放出光芒。

　　不但要活着，而且要活得好，好到能够战胜生活如真空的“闲”的苦恼，能够战胜那用严酷的审问、诬陷、讹诈所造成的恐怖，战胜那与世隔绝的与无期徒刑无异的监禁所引起的绝望；为此，我要使自己快乐，要用美丽的形象充实思想，用曾经向往的一切，去温暖冻结了的信念。

　　在许多可怀恋的地方中，最可怀恋的地方就是故乡。

　　谁都有自己的故乡，对故乡都有特殊的感情。读过鲁迅写他的故乡和沈从文写他的湘西故乡，都使我感到哀哀欲绝的凄凉。然而，即使是那么破碎的，在那个时代阴影下的故乡，也是亲切的、可爱的。

　　而我所怀恋的故乡，却远远比他们那个时候美好得多。虽然她也带着旧时代的烙印，带着我儿时对于祖母和曾祖母的凄凉的回忆，但是更真实更深刻的是伴随着新的希望，显出生气勃勃正在姗姗迈步的美丽形象的故乡。因为我是在跨过一个时代之后的1956年又回到故乡去的，虽然那一次时间不长，却是第一次看到故乡的新生，用我的全身心去拥抱她，用画笔一毫一发地描绘她，倾注了我对伟大的却是久经苦难的祖国的无限希望和信赖。

　　那时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只要我们——那么多的人，把劲都使出来。我没有任何选择，用手，用脑，工作或创作，只要是需要，我做了，我就高兴。

　　当时又怎能想到十几年后，被关进与一切亲人、朋友、同志隔绝的监狱，长时间地闲着两只手，什么也不能做。他们就是用时间消耗来使你的头脑也蒙上蛛丝，使思想生锈，扭曲变态，或者身体瘫痪，或者精神崩溃分裂成为精神病患者。我亲眼看到不少就这样报废的国家培养出来的年轻人。

　　7年过去了，我的身体和精神终于没有瘫痪。如今我又能做点什么了。在那7年中能够保持身心正常，主要是设法使自己享受一点快乐，而经常使自己快乐的办法之一，就是在心中默默地描绘着我那绿色的有着黑瓦白屋的家乡。

　　1956年，那是在秋天，江水早已由黄变绿了，一片片白云在对岸的山间投下蓝色的阴影，而一丛丛红叶树隐现在峡谷中。

　　迎着凉爽的风，(在那长年静止的监号里，我曾多么向往吹一下江边的风啊！)走在村边石板小路上，一排高个儿粗壮的向日葵，一个脸儿向着你，所有的脸儿都向着你，随风轻轻摇曳，就像鞠躬微笑着的仪仗队。

　　1964年，我又回到故乡，那是在春天。富春江岸铺满了一片片娇黄的油菜花，粉红色的草籽——紫云英，和嫩绿的秧田。到了初夏的“双抢”时节，我跟着小队的男男女女像过节日一样，争先恐后地半夜三点钟起床，摸黑走到田里去拔秧，笑语声冲破了黎明。老伯伯和姑娘们寻开心，说要比赛，看哪个姑娘拔得最快，八点钟收工到他家去吃火腿汤年糕。是真的，我住在阿根伯家里，一天吃三顿大米饭和两顿点心——咸菜春笋汤年糕。双抢时节，家家都是一日五餐。

　　但是我也听到家乡父老向我申诉，曾经有那么一两年，叫做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可是家家都不许做饭，一家老小去食堂领一碗吃不饱的稀粥。屋里一颗粮食也没有，连铁锅也给搬走了。小伙子到田里饿得扶不动犁。他们说，解放前受剥削苦，可利上滚利还能借到一口粮食，那时却连借也无处去借啊！这话使我战栗！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后来中央派的田家英同志在富阳蹲点，搞调查研究，逐渐纠正了许多政策上的错误，家乡人谈起田家英是怀着感激之情的，连没有文化的老汉妇孺都知道他的名字。但愿那样害人的蠢事永远也不要再发生了。

　　啊，那使我快乐有时又使我心酸的故乡，一别十年，你又怎样了？

　　当我获得自由以后的1977年秋天，我又去了故乡。虽然十年浩劫的痕迹比比皆是，但毕竟已经过去，故乡又在向前姗姗迈步了。人们热情地向我慰问，但是不愿再多谈他们那里派别武斗一类的蠢事，似乎宁愿它没有发生。

　　江上的白帆仍然缓缓地在青绿的山峦背景上移动，而更多的是崭新的翠蓝色的小火轮，拖着十几艘一列长长的运输船，激起向岸边散开的波浪。那上面装载着多少双劳动的手从富春江底掏出的沙石，由于它们不像接近海洋的河流中的沙含有盐分，对金属不会腐蚀，因而成为许多基本建设工程中所需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