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关怀问题仍然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主要问题。八十年代的终极关怀被九十年代以来的犬儒主义和重商主义所抛弃，但是，不等于它没有意义，也不等于中国当代艺术中没有保持渴望终极关怀的有识之士和保持终极关怀的艺术。在过去三十年，出现了一些坚持在日常冥想、创作和书写中追索终级关怀的文人艺术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不加入时尚，始终默默地在如何书写和视觉化这个终极关怀方面双向探索。胡志颖就是其中的一位。
       书写和视觉语言的结合并不一定说明艺术家的思想深刻，书写也不一定等于证明艺术家的文人素质，但是，艺术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应当是文化创造的智者和思想者，这已经被中国几千年的书画艺术创作所证明。书写和冥想的深度创作思维之所以在现代社会受到怀疑，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复制（以及它的衍生品——现成品和波普）在艺术样式方面所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精神/物质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强烈冲击了非西方包括中国的现当代艺术创作。启蒙主义以来，康德、黑格尔的以精神理念主导世界的哲学被西方后现代主义所颠覆，并走到了反面。物质与精神，人与自然的和谐被几个世纪人类征服外部世界的“宏伟”工程所破坏。个体的书写和冥想不再被认为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相反，时尚和复制等公众舆论被视为艺术品价值的判断标准。
      但是，文人性和深度性创作必将在21世纪浴火重生。它有待当代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去建树。因为终极关怀是人类的永恒课题，特别是当全球化把物质主义和都市主义带到了世界各个角落以后，精神的自我放逐已经成为文化领域的有识之士所遵奉的信仰。
       胡志颖是艺术理论的博士，也是有才气的艺术家，更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冥想者。他的博士论文的内容是关于终极关怀的探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形而上”问题的思考。在他的书中，胡志颖用了“彼岸”的概念去概括的理念。他在书中充分地讨论了东方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中的形而上的问题。尽管我认为彼岸的概念太容易让我们想到基督教精神和西方古典哲学的终极关怀，同时也很难摆脱西方的现实和彼岸二元对立的旧思维模式，但是，胡志颖把它放到东方文化的系统中进行解读和比较，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缺少形而上热情的时候，提出对“彼岸”的新解更是当务之急。
      无论是形而上，终极关怀还是彼岸，其实在东方传统中，它们的文化属性要远远大于宗教属性和社会属性。中国人讲文化，其中已经包含了宗教和政治的意味。“文”对于中国人而言，有太多的意思，它不仅仅指那些具有物质外观的文化形态。它更是一种精神和终极关怀。南宋邓椿说，“画者文之极也！”文人画之所以能在中国诞生必定和中国人所理解的文化内涵有关。  
        胡志颖的艺术创作大体走过三个阶段。八十年代的水墨画是大山大水，和这个时代的学者水墨，也就是那种我称之为“宇宙流”水墨的风格是一脉相承的。其特点是追求宏伟气势。胡志颖九十年代的绘画是符号的集成。想超越山水对表现文化象征性的局限性，转而直接融入文化符号，多种符号的拼合造成多义性，甚至山水的峰回路转也被改造为某种寓意性符号。近年来，胡志颖把符号和培根的画风结合，其实，胡志颖主要地运用了培根的“体积”形式，而扬弃了培根的“身心”主题。他把主题置换为终极思考的文化主题。胡志颖的“个人宗教”倾向导致对培根的执著追寻的崇敬，同时，胡志颖本能所具有的文化信念决定了他选取的形象资源更加自由和多样。
      当代艺术走到今天，最需要的是自由。可是这个自由既不是那种标榜政治身份的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因为它已经被历史证明很多是假的。也不是犬儒主义的跟风飘移，因为它终究是醉生梦死。自由来源于个人的慧根、定力和良心（社会良心和人性良心），这决定了具有自由的人永远无法被标签化和面具化。正是这个个体的深度性和独立性才能真正地表现自由，因为自由永远不是从外部来的，它是内在的生成，它来自自由的品质本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由永远不属于流行大众，而只属于孤独的行者。

（原载《胡志颖作品集》，海风出版社，2011）

高名潞：

批评家，策展人，“意派”理论创立者。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和建筑史系研究教授